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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山五青年案

《新聞1+1》 20130703 蕭山五青年案:將錯就錯的錯判!

本期節目主要內容: 17年,202個月,6000多天,五個青年變成了五個中年,一起錯判終于得到糾正,但同時我們也要反思,錯案為什么得以發生。 蕭山五青年案,經過17年之久的糾錯,終于有了結果,但在糾錯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么,是什么原因讓錯案經過17年之久才得以平凡?本期我們一起回顧案件,反思錯案為何得以鑄成。 (《新聞1+1》 20130703 蕭山五青年案:將錯就錯的錯判!)


(節目導視)

 

解說:17年,202個月,6000多天,五個青年變成了五個中年。昨天,一起錯判終于得到糾正。

片中解說: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蕭山五青年案再審做出了判決,撤銷1997年的原審判決,五青年兩起殺人罪不成立。

解說:公安局偵察、檢察院起訴、法院判決,我們要反思錯案為什么得以發生。

辯護律師 鐘國林:他們批捕主要是根據被告人的供述,太重視口供了,不注重調查研究和其它的客觀證據。

解說: 一審死刑,二審死緩,我們要反思糾錯為什么要耗去17年的時間。

鐘國林:如果生效判決裁定判決有罪的在服刑期間如果拒不認罪是不能減刑的。

解說:杭州張高平叔侄案、蕭山五青年案,《新聞1+1》今日關注:反思,讓“錯判”永遠不再發生!

主持人 董倩:晚上好,歡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新聞1+1》。

就在昨天浙江又有一起冤案得以昭雪,但是被錯判的這五名當事人,卻已經在牢獄之中度過了17年寶貴的青春。當我們今天去回顧這樣一個案件的時候,會發現審理的過程可以說是漏洞百出,甚至很多在當時參與辦案的工作人員在當時就已經發現了重重的疑點,但即便如此,當時的年輕人還是被判了,其中有四個是死緩兩年,另外一個是無期。這是一起錯案,今天我們要反思的是這起錯案為什么會得以鑄成?

解說:背負搶劫殺人罪17年,202個月,6000多天。浙江蕭山案五名當事人所經歷的一切我們無法想象。昨天,浙江省人民法院再審宣判。

本案辯護律師 鐘國林:(五名當事人)狀態比較輕松,也比較平靜,雖然說真兇已經出現了,但是他們畢竟沒有拿到一個法律意義上的一個判決書來確定兩起案件是無罪的,所以他們對再審判決是非常期待的。

解說:經過六個月的立案復查,昨天浙江高原決定撤銷原審判決,認定五名當事人在1995年的兩起搶劫殺人罪不成立,其中王建平、朱又平兩人被宣告無罪,而其余三人因為在1995年曾分別由盜竊及搶劫行為,在昨天被判以一年至三年的有期徒刑。

鐘國林:給我留下印象的就是審判長在最后宣判朱又平、王建平無罪的時候,他明顯提高了聲調,聲音更大,聲調更高。審判長可能是用這樣一個聲調來告訴大家,本案宣告兩人搶劫無罪了,不成立了。

解說:一審死刑,二審死緩,在度過了17年監獄生活后,昨天,五名當事人終于等到了再審宣判,而審判長對當事人當庭作出的道歉則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鐘國林:宣判結束之后,本案的審判長走下臺階跟五個被告人一一握手,向他們表示道歉。說這個案子他們以前辦錯了,并且表示以后一定會和政府一道安排好他們以后的生活。

本案當事人 田偉冬:我想表達的是歷史不能重演,對我們的青春也不能恢復。我想對于賠償問題,我們肯定會通過律師或者通過一個適當途徑,通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種手段來把它解決。

《新京報》記者 劉剛:王建平是第一次帶他母親到高院旁聽,就是讓母親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出來的時候,他特別請我給他和他母親合影,他把無罪判決書放在他們胸前,他摟著他母親,這也是他們這十多年來第一次這樣子合影。

本案當事人 王建平:拿判決書是我母親陪著我一起去的,我母親是一個很偉大的人。從一開始到現在,她始終相信她兒子是冤枉的。拿到判決書她很高興,但是想到以前,以前的種種,她哭了。她一直在幫我申述,有阻力,有壓力,精神上的折磨,她頭發全白了,真的,她受的苦其實比我還多。

解說:1996年9月28日,五名當事人被批捕。當時田孝平19歲,王建平20歲,朱又平21歲,陳建陽21歲,田偉冬22歲,今天他們中最小的已經36歲,最大的已經39歲。接下來除了申請國家賠償,生活還需要他們堅強面對。

董倩:我們通過簡單的梳理來看一下這五名當事人的命運發生了什么樣的改變。我們看到,在1997年的時候是在杭州中院一審判決,這五個人里面有三個人是死刑,一個死緩,一個無期徒刑。你看,都是70年代出生的。那么到了幾個月之后,到1997年的12月,到浙江高院的時候,二審判決是有四個人被改判為死緩兩年,一個人被判為無期徒刑。應該說改判把這幾個年輕人從生死關頭拉回來,讓他們有了生的機會。

在昨天這樣一個庭審上,人們不僅關注這五名當時的年輕人,現在已經可以說步入中年,不僅關注他們重獲清白這樣一個現狀,更關注在昨天一個道歉。我們來看一下,這是蕭山案在審案的審判長,浙江高原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何鑑偉說的,他說“雖然我們撤銷了原來的判決,但這17年讓你們的身心受到了極大傷害。我們作為法院有責任,我們沒有履行好審判職責。……你們的案子公檢法都有責任。雖然不幸中的萬幸,浙江高院在二審的時候做了改判。但最后的刑罰還是我們做出的,我們有責任,我代表齊院長、代表高院向你們道歉。”那么從這樣的一番話里面,我們看到了是非常真誠的一個表白。而且我們看到,這個錯誤是浙江高院主動,他們是在主動的道歉,主動的在承認錯誤,看到的是一種誠意。

我們還關注的,除了審判長之外,杭州市公安局紀委書記也代表了杭州市公安局向陳建陽等五名當事人道歉。

那么接下來我們就要關注了,這究竟是一起什么樣的錯案?到底是什么讓這樣的案子在審理的過程中一再的將錯?

解說:昨天,一位已過古稀之年的老人在透過媒體為當年自己主持的一場審判表露歉意,“觀念沒有從‘疑罪從輕’轉到‘疑罪從無’上來,我有一定責任。”他叫張德寶,今年72歲,浙江省高院退休高級法官。作為當年蕭山案二審的審判長,他當年復查時發現蕭山案存在事實證據、口供等多重問題。今天,張德寶也借由媒體道出了當年的無奈,“當時沒人敢出提出‘疑罪從無’,敢表態無罪。審判委員會開會討論了好多次,前后經歷兩任院長,第一任院長沒定,第二任院長拍板,才按‘疑罪從輕’改判。”公檢法三道關口,一審、二審兩次審判沒有阻止17年前蕭山錯案的發生。而蕭山案,五人被錯抓都始于一個名叫朱富娟的女子檢舉。

鐘國林:在(1995年)8月份的時候,因為其他的涉嫌犯罪被收容審查,她就立功舉報,寫了一份材料,說陳建陽、阿東、阿平幾個人收了人家一萬八千塊錢,殺害了一個司機。(蕭山)公安機關當時可能抓了十多個人來審訊,來排查。

解說:然而,事實上朱富娟的檢舉內容并非親眼所見,而是從一個名為鄭彩芳的女子那里聽說。但今日縱觀蕭山案全卷卻找不到這個關鍵線索知情人鄭彩芳的任何詢問筆錄。就這樣,蕭山警方在1996年向蕭山市檢察院移送了如今被辯護人認為問題百出的有罪供述。

鐘國林:臟款贓物的去向是沒有的,就是沒有查明贓款去了哪里。當時在車內提取了很多指紋,這些指紋他們(警方)都比對過,跟五個人都比對不上,但是這個指紋證據沒有移交。

解說:盡管如此,六個月之后,蕭山市檢察院還是批準逮捕了五人。1997年,蕭山案一審在杭州中院開庭,物證方面,起訴書中涉及的道具等均未出示,檢方唯一證物是一塊石頭和電線。

鐘國林:當時參與一、二審的律師說(法庭)不太重視律師的意見。

董倩:當我們回頭看這起案件的時候就發現這樣一起錯案的釀成,可以說是因為錯誤的環節是貫穿在公檢法每一個環節。那么你看,有公安機關的不規范、不文明,也有檢察機關他們沒有掌握充分證據的時候就開始對當事人進行批捕。另外還有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忽視代理律師的辯護權。

那接下來我們就連線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的田文昌主任。田主任您看,我們國家司法制度的設計,應該說公檢法之間他們是相互制約,相互配合的,但是為什么在浙江這個案子里面,我們看到公檢法幾個環節都紛紛出現了這種錯誤,各個環節都有自己失守的現象,什么原因?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 田文昌:這個體制設計本身應當是相互制約的。其實配合是從更高層次來講可以說是一種配合,它的基本結構是制約的,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實際情況體現出來的可能配合大于制約。這可能出現冤案、錯案、假案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董倩:您說的這個配合,為什么會導致錯誤的發生?

田文昌:這說起來可能是一個結構設計上的問題。本來公檢法三機關的制約就是層層把關,每一個環節對前一個環節要提出他的問題來,提出質疑來進行審查。但是我們現在的做法往往忽略了這一點,那么由于統一的一個政令,統一的一個指示,可能很多程度上來自法律之外的一些權力的干預,導致了這樣一種配合的關系。

董倩:尤其這些案件發生的背景是當時1995年有一次嚴打,可能嚴打更使得這種配合成為當時的一種可能。另外,剛才短片中我們也提到了二審審判長張德寶說,當時他們已經意識到這個案件是有疑點的,但是當時他們還是“疑罪從輕”,而沒有做到“疑罪從無”,您覺得當時為什么會從輕而不是從無?

田文昌:這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大的環境。那就是說在我們長期以來,在大環境下沒有人像剛才這個法官講的,沒有人敢說“疑罪從無”這個觀點,沒有人敢宣告無罪,敢放人。這是一個大的環境的影響。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司法人員本身,“有罪推定”和“疑罪從有”這個觀念是比較深的,比較頑固的,可以說到今天為止仍然還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董倩:因為您有很多這樣的經驗,您感覺現在在我們國家的法官隊伍里面,“疑罪從無”的,持這樣一種觀點的法官多還是“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這樣觀點的法官多?

田文昌:我覺得真正做到“疑罪從無”,能做到這一點的司法人員數量并不是很多。

董倩:另外,我們當回顧這樣一起案件的時候,發現這里面還是因為偶然性在起作用才挽救了這五名當事人的命運。為什么這么說?因為真兇出現了。再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辦案過程中有一些非常恪盡職守的公安人員,他們在錄入指紋的過程中,把當時1997年他們采集到五個人的指紋錄入到電腦系統的過程中,由于保存了他們的指紋,所以才有今天和真兇之間的這種比對,有了這種比對才使得他們今天有可能被平反昭雪,實際上這是一種偶然。那您覺得這種偶然給我們的啟示又是什么?

田文昌:那么這個偶然性的出現是很可貴的一種現象,但它同時也揭示了一種更可怕的問題。實際上來說這個案子出現了,這無疑是一件幸事,真兇出現了,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發生,使得這些案子得以糾正,這些人得以昭雪。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引起我們更多的思考,為什么近年來一再的出現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在沒有偶然因素發生的時候,這個案子就得不到糾正?為什么我們現在發現了這樣幾起得以糾正的案子,那么在這之后,在這背后還有多少案子沒有被發現,沒有得到糾正?這就是我們現在要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要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就是說如何從程序的正當性上來避免和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董倩:謝謝您田主任,稍后我們會有更多的問題跟您連線。

我們在這一次案件糾正的過程中看到了浙江方面的誠意,看到了他們的真誠,還有坦誠,但是這是一方面。我們關注這件事情最想關注的是怎么能夠讓這種偶然性變成一種必然性,能夠讓這種錯判的案子以后不再發生。要知道國家賠償也好,還有現在的平反昭雪也好,不能讓這樣一種現狀為錯案來買單,那么具體怎么做,我們繼續來關注。

解說:田偉冬回到家時,童年種下的棗樹已經一層樓高,結出了滿樹的青果。一審死刑,二審死緩,這17年里他是蕭山案五個當事人中唯一始終未曾承認自己罪行的人,十幾年間申訴、上訪也幾乎成了母親生活的全部。

本案代理律師 辛木峰:不敢去申訴,他害怕沒機會申訴了。

解說:如今,五個人都表示要求對相關錯案責任人追責。

王建平:起先這個錯誤是誰造成的,這個冤案是誰造成的,我后面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這件事情,追究責任。這些低素質的人員你必須清除出隊伍,要不然這種事情還會發生。

解說:“等這一天我等了18年啦。”這是王建平在法庭上陳述的一句話,而準確的時間應是17年。17年里,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細節是五名當事人都是在監獄里苦苦等待,他們自己從未進行過申訴,只是通過家人在外面不斷奔走,期望有一天奇跡出現。

鐘國林:包括王建平也是通過家屬去申訴,因為我們勞動改造管理規定當中有這么一條,如果生效判決裁定判決有罪的,在服刑期間如果拒不認罪是不能減刑的,所以他們就采取了一個折中的方法,他們自己認罪,然后去減刑,家屬幫他們去申訴。

解說:不進行申訴,好好改造表現,為的是能夠減刑。蕭山案的五名當事人等了17年。而再看看另一起發生在浙江的錯案,當事人張高平盡管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罪,并且堅持不斷地寫材料申訴,但是他在獄中也整整度過了10年。

張高平:我申訴無數次,我都數不清了,我也記不清,我只知道我申訴的信寫了都有一麻袋。

解說:10年間,申訴材料石沉大海,案子何時能夠平反始終沒有任何音信。

張高平 張輝代理律師 朱明勇:2010年11月(家屬)找到我的時候去了浙江的高院,后來我們查詢這個案件申訴的進展,發現這個案件其實在浙江高院申訴登記的電腦信息系統里面根本就沒有記錄,(新疆)石河子監獄以官方公文的形式給浙江省人民檢察院發了正式的公函,甚至是機要通道,也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董倩:關于國家賠償的這件事,五名當事人都說現在他們考慮的不是太多,他們現在最想做的是追責。其中有一位王建平他這樣說,他說“18年的時間是多少錢都換不回來的,我現在還沒想到賠償,只想追究當年知法犯法的人。只要這些人還在公檢法的崗位上,就可能繼續發生和我們一樣冤屈的事情。”

好,關于追責,我們繼續連線田主任。那五位當事人,我們看到他們把追責比得到國家賠償看的要更重要一些,您怎么看追責?

田文昌: 當事人這種心情顯然是可以理解的,換了任何人也會這樣想。問題在于追責怎么樣去追,那么錯案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完全的正當的程序的進行當中發生了判斷性的錯誤、認知性的錯誤,這種錯案的責任是一種職務上一般的責任。那么另一種責任就是說在程序進行當中有違法性,比如說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比如說徇私枉法,比如說濫用權力等等這樣的情況。那么這個責任就很重,甚至包括可能承擔刑事責任。問題在于,現在這種機制的情況下,我們的責任如何去追?這是個很大的難題。因為我們現在司法并不獨立。那么有些時候并不是某一個具體承辦案件的司法人員本身所能決定了的。那么這種情況下,責任就會形成一種非常分散的狀態,所以給追責形成了很大的障礙。

董倩:那您現在給我們講述的是現狀,可是這五名當事人他們就想追到,就是要追到到底是誰讓我們有了今天。那么當事人的想法和現狀之間一定會有一些差異,您覺得他們有可能面對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局面?

田文昌:他們面對肯定是一個阻力很大的現狀。但是也不一定就追不了,因為像這樣的案件真正復查起來,要從每一個環節來查,比如說在偵查當中有沒有刑訊逼供的問題,在起訴當中有沒有其它的問題,在司法審判當中有沒有徇私枉法的問題,這都是可以查的。但是我認為像這類案件,最大的問題它的成因主要的來源是刑訊逼供。現在我們發現的絕大部分的冤假錯案最重要的原因是刑訊逼供。剛才介紹案件的時候也說了,他們都用有罪供述,有罪供述怎么來的,既然沒有這樣的行為,為什么會有罪的供述,為什么有罪供述之間矛盾重重、互相沖突,這顯然是有刑訊逼供的問題存在。

董倩:非常感謝田主任今天給我們介紹這些。

在前一段時間,最高人民法院的常務副院長沈德詠說了這樣一段話,他說“以后寧可錯放,不能錯判。”你我應該說都是未來潛在的一種犯罪嫌疑人,那么今天我們是這個案子的旁觀者,我們不是當事人。但是我們不能保證哪一天我們就成為一個案件的當事人,那么如果出現了這樣的一種錯判,我們不能指望有一天會有偶然因素出現才能把我們拯救出來,我們要指望的是一種程序的正義。這樣我們才能夠做到讓自己更安全。

那么在節目的最后時間,我們還是再關注一下就業·有位來都有哪些新的崗位提供給今年畢業的高校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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