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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紅案有哪些啟示?

問:趙志紅始終供認強奸殺害楊某某,最高法院為什么認為不能確認?

答: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判處案件要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被告人的供述只是證據體系的一部分,只有對案件全部證據進行綜合審查,確定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在楊某某被害案中,證人證言及現場勘查筆錄、尸體鑒定意見主要是證明了現場情況、楊某某的死因及案發時趙志紅在現場附近生活有作案條件,均不能證明趙志紅與楊某某的被害有直接關聯。雖然趙志紅歸案后主動并始終供認強奸殺害被害人,其供述的作案地點、主要手段等內容,與現場勘查筆錄、尸體鑒定意見等在案證據大致印證,但是,其關于作案的具體時間、案發前是否到過現場、被害人的衣著、是否從被害人身上搜取財物等細節供述前后不一,供述不穩定。趙志紅對部分重要情節的供述與證人證言、尸體鑒定意見、現場勘驗檢查筆錄等證據不一致,比如對作案時間,有1996年3月至7月、在20時至22時之間多種供述;在偵查階段多次供述奸淫被害人時射精,與楊某某的陰道分泌物中未檢見精斑、現場勘驗檢查和尸體鑒定均未發現精斑相矛盾;供述被害人穿得不多、未系皮帶等衣著情況與楊某某穿得多、系皮帶的實際情況明顯不符;供述作案時揪下被害人耳環,與楊某某雙耳未見損傷的情況不吻合,等等。換言之,指向趙志紅作案的證據只有其供述,而其供述與在案其他證據存在諸多且重大的矛盾或差異,不能根據這樣的供述認定趙志紅實施本起犯罪事實。

問:最高法院沒有確認趙志紅強奸殺害楊某某,是否意味著“呼格案”再審改判無罪錯誤?

答:內蒙高院經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再審改判被認定故意殺死楊某某的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無罪。這一再審改判,既是慎重認真的,也是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的,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和高度好評。

“呼格案”再審改判無罪,是因為認定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的證據不足,并不是因為趙志紅自認真兇。“呼格案”再審改判具有重大的法律意義,其意義不在于是否挖出了真兇,而在于讓疑罪從無等保障人權的法律原則和相關的司法程序得到了高度的重視和普遍的貫徹執行,有利于堅決防止出現類似悲劇。我院沒有確認趙志紅強奸殺害楊某某,對“呼格案”的再審無罪改判不應產生任何的不良影響。正是由于深刻吸取了“呼格案”的沉重教訓,人民法院才更加堅定地貫徹落實證據裁判和法定證明標準等司法原則,即使面對像趙志紅這樣的自認罪行的案件也不含糊,也不例外。

回顧趙志紅案件偵查審判復核情況,可以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

一是必須堅持證據裁判原則。證據是認定事實的基礎,司法人員應當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全面地收集、固定、保管、檢驗各種證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沒有證據就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確認案件事實必須建立在牢固的證據基礎之上,確保不論歷經多長時間、出現什么情況都不會發生動搖,導致錯判。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被告人供述作為證據的一種,也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供述與其他證據無法印證,或者存在不能解釋的矛盾,則不能認為查證屬實,更不能僅憑供述就認定被告人有罪。

二是必須堅持疑罪從無原則。疑罪的范圍既包括全案也包括多起事實中的部分事實;既可能發生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情形下,也可能發生在被告人認罪的情形下。被告人認罪的,同樣要恪守法定的證明標準。趙志紅主動并始終供認,但其供認的部分事實與其他證據有矛盾,不能得出唯一的結論,沒有達到證明標準,我院對這部分事實不予確認,這正是堅持貫徹疑罪從無原則的結果。

三是必須堅持未經審判不得確定有罪原則。因為趙志紅主動認罪,在未經法院審判的情況下,部分社會公眾早已將其看作是自認罪行的兇手,這違背了上述基本原則,給人民法院依法審判帶來了巨大壓力和無形的影響。人民法院應當不受各種議論的影響,保持司法中立,嚴格履行審判職能,依法作出公正判決。

四是必須堅持嚴格司法原則。在本案中堅持嚴格司法,首先要求不能“和稀泥”,不能因為要核準被告人趙志紅死刑,就直接確認全案事實,對部分事實不依法進行嚴格的審查核實確認;其次要求不能裁判尺度有異,不能因為趙志紅作惡多端,惡貫滿盈,就可以對其降低證明標準,不對每起犯罪事實都嚴格依照證明標準進行審查認定。
文章來源:刑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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